白皮书的必要性与有限性

 

    中央政府6月10日公开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一石激起千层浪，除港府和亲中媒体和人士，香港社会普遍负面解读。

    如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经过大概一年的筹备、撰写的工作，中央政府今日公开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部白皮书对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全面总结过去17年在香港成功实践‘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进一步深入认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含义是有积极的作用。”

    《文汇报》社评认为，“中央通过白皮书全面表达了对香港政改的原则立场，清楚厘定依照基本法和人大决定落实普选的法律底线和普选产生的特首人选必须爱国爱港的政治底线，对香港普选讨论具有正本清源、立牌指路的作用。”

    由港区政协委员何柱国拥有的《星岛日报》的社论认为，白皮书的发表显示中央政加强防范香港管治脱轨，社会离心，逐步削弱中央对香港主权的行使，并担心会出现‘夺权’的场面。《星岛日报》同时也指出，《白皮书》提到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没有什么新意，只是中央首次如此详尽地阐释对香港的权力，是为了打破一些人的幻想。

    香港政府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兼全国人大代表谭惠珠在一次广播电台采访中说，北京发布这份白皮书是与有关允许香港普选的争论相配合的，香港人不应该认为他们“可以做任何法律不禁止的事情”。

    但以上肯定的声音是极少数的，大部分的亲民主派媒体和人士都是一片反对声音。

    如最为偏激的《苹果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就是《高度自治变北京全面管治》。报道引述时事评论员林和立观点，“白皮书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的修订版，而新的演绎违背了邓小平的原意，而且《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都是国际认可的法律条文，习近平这样做也违背了国际法精神，将会使国际投资者对香港失去信心，破坏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此外，《信报》、《明报》都是质疑之声遍地。

    当然泛民派系中也有理性人士，其分析也中肯。如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汤家骅表示，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列明，法官爱国有法律依据，因法官需要宣誓效忠《基本法》，而白皮书要求法官要正确理解《基本法》亦正常，因法官在判案时，不可能不正确理解法律。他认为，大家在阅读白皮书时，不要以偏概全，只抽白皮书中一两句说话来看。同时，他还表示，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昨日对白皮书的响应，是从整体政治体系出发，而大律师公会是从法治角度表述，两者说法“风马牛不相及”。作为资深大律师，并于1999年至2001年任大律师公会主席，汤的解读十分专业和客观。

    《纽约时报中文网》6月12日发表文章“北京白皮书激起香港民众大游行”，虽然更多地介绍了亲民主派人士的观点和立场，但也引述了政治分析人士戴高礼(Michael DeGolyer)的分析，“这份报告用7种语言同时发表。这显然不是一份仅仅针对中国大陆和香港人的文件，这份报告显然是要制造国际舆论，为中央政府采取行动奠定一个法律基础。”“这是对香港宣读防暴法。这非常明显是为对‘占领中环’采取行动打下基础，因为这份白皮书称，中央政府在认为国家面临危险时，有权、也有责任出动人民解放军。”

    香港回归17年，北京不仅给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权力，而且几乎有求必应，不惜压制与香港毗邻的广东省和珠三角各市。然而，输血式的经济帮助和徘徊不前的政治改革，却让香港社会民意渐行渐远。

    根据《纽约时报》2014年4月30日的报道，周二（4月29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根据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对拥有永久居留权的本地居民进行的调查，有52%的受访者对中央政府处理与香港关系的方式感到不满，达到了自2004年以来的最高比例。在21到29岁的居民中，不满比例升至82%。调查发现，有48%，即近半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中央政府治理整个国家的方式也感到不满，   这一比例达到了自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治下后的最高水平。”

    同一篇文章还表示，“调查发现，在自我认同上，年轻人的观念尤其越来越和内地背道而驰。总的来看，有62%的受访者想要推动和保护香港作为多元化、国际化都市的特性，只有29%的人着力强调香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在21到29岁的受访者中，有84%倾向于认同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多元化的社会，相比之下，只有14%强调香港和中国的关系。”

    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一是北京方面在舆论战中处于劣势，二是香港的国际地位因各种内外因素而导致的相对下降，三是普通港人生活状况不仅无从改善，甚至迅速恶化。多种因素交汇，使年轻一代的港人不仅欠缺国际视野，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缺少上升空间，而且基本生活方面也因为价格水平普遍上涨而使原本不佳的生活条件持续恶化。从升学，到找工作，到升职，年轻港人，特别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面对的一直是激烈的竞争，机会非常稀缺。

    这次白皮书的发布是必要的，是北京方面在舆论战中表示自己立场的必需。虽然各方会有意无意、专业或不专业地解读这份文件，但在处理香港事务的过程中，中方绝对不可以自动放弃发言权，还应该动员各种力量，坚定地树立管治权威，专业地占领道德高地，在舆论战中尽量引导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对于恶意或不专业的解读，一定要及时反击。

    但是，同时也要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因为面对香港目前的复杂局面，仅仅一份白皮书是远远不够的，其作用会十分有限。坦白说，香港目前的局面，中央政府和相关部门是有责任的。英国政府对于香港的策划布局始于中英谈判，而非被动地等到联合声明的发布，更没有为香港未来的稳定和繁荣做任何人才上的培养和储备。回归初期，香港的土地和劳动力价格水平已经把这个城市的经济结构架空至高附加值产业，这种安排使香港经济的发展空间极为狭小。回归之后，港府的规划和前瞻性政策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未能及时调整，矛盾愈积愈多（如土地、住房、教育等）；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放任甚至成为新矛盾的起始点（如自由行和CEPA）。从人性的角度，在遇到失败时，找别人的错处而非反省自身是规律。特别是对于普通人而言，大势所趋下，无论是思维，还是做法，多会有从众心理。教育和传媒的偏颇，加上一些眼见的片面事实，各种偏激观点就会很有市场。

    综上所述，要扭转30多年来积累的问题，困难会相当大。而且从发展规律来看，香港的衰退将是近年无法扭转的趋势。在这样困难重重的局面之下，反对派的舆论攻势也是丝毫不减，甚至只会愈演愈烈。如此，白皮书只是一个必要的措施，其效果却会十分有限。

 

 

                                                                                                 王玉清

                                                                            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员

                                                                                          2014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