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阶段两岸处理政治关系的矛盾与难点
和平发展阶段两岸处理政治关系的矛盾与难点在整个和平发展阶段,有三组矛盾将始终伴随和困扰两岸政治关系。围绕这三组矛盾，双方往往各自偏好一端，从而形成政治分歧。
第一组矛盾可简称“一”与“二”的矛盾。即“同属一个中国”与“两岸互不隶属”这两个事实间的矛盾关系。众所周知，大陆的偏好是前者而台湾的偏好是后者。台方的主要顾虑就是：在全世界普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中国的代表的情况下，如果承认两岸同属一中，“那台湾是什么”？“同属一中”的语境掩盖了两岸“互不隶属”的事实，这是台湾方面不愿意写“一”（一中）的根本原因，更准确地说，台方真正在意的是只提“一”（一中）不提“二”（两岸存在两个互不隶属的法政体系）的表述方式。如果既提“一”也提“二”，情况就另当别论。
然而，无论大陆如何放大表述“一中”的宽容度，两岸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仍不会完全消除。因为这组矛盾的本质就是统独矛盾，“一”的逻辑延伸就是“统一”，而“二”如果长期化、制度化，岂不就是“和平分裂”？在和平发展阶段，台湾担心“被统”，大陆则担心“和平分裂”，这种各执一端的心理状态如不调整，两岸和平发展架构也就难以稳定。
第二组矛盾可简称“大小”与“对等”的矛盾。“大小”不仅是指两岸实力的巨大差距，更重要的是指在法理上，双方除非重新修宪，否则都只能以“大小”的结构来处理“承认对方”的问题。尽管双方都认识到在自己所规定的“国家版图”内存在着两个互不隶属的政府体系，但它们的关系不能并称为“两府”，因为两个政府的法律地位不同，一个是对外代表国家主权的中央政府；另一个是地区政府。双方的法理都坚持定位自己是中央政府，只能承认对方是地区政府；从这层意思上说，双方政治定位的法理都写明了与对方的关系必须是不对等的，而不能是对等的。
然而吊诡的是在政治上，双方任何接触、沟通、乃至对话、谈判，都必须以对等的方式进行。那么这种对等怎么体现？一些台湾学者私下告诉笔者，他们首选的“对等”方式是“推己及人”式，即你如何看自己，就必须同样看我；例如，你如果自认为是主权国家、中央政府，那你就必须承认我也是主权国家、中央政府；显然，如果真按照这种模式办，两岸政治关系必然要变成国与国的“两国”关系，所以大陆不能接受。
另一种模式可谓“推人及己”式，即你怎样看我，那你就同样如此看自己；你若称我为“台北政府”，就得自称你自己是“北京政府”。你若视我为“地方当局”，那你自己也得承认是“地方当局”。这种模式其实是第一种的逆表述，它的好处是能体现一个中国原则，坏处是双方虽然都视对方为“当局”，但谁都不能承认自己只是“当局”；所以这只能是学者的建议，在现实中无法采行。
现实中两岸采取的做法是“反客为主”加“搁置争议”式：所谓“反客为主”，即你怎样看自己，我就同样看自己并说你不是；你怎样看我，我就怎样看你。如你说自己是主权国家、中央政府，那我说我才是而你不是；你说我是地方当局，我则说我不是而你才是地方当局。然而如此杠来杠去，两岸又如何和解？这就要加上“搁置争议”。即双方虽然都在法理上坚持自己与对方是不对等关系（中央/地方），但在实际接触中都不要求对方承认自己是“中央”，都仅仅把对手视为对等的谈判对象与合作伙伴，双方已经签订了十八项协议的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有效的。
但是这种“反客为主”加“搁置争议”的模式同样只能缓解却无法消除双方在“对等”问题上的矛盾。这主要是由于两岸在领土和人口的实际掌控规模上悬殊巨大，PRC视台湾方面为其主张领土范围内的一个当局/地区/区域政府顺理成章，而台湾方面硬要说位居世界二强的PRC是它下面的“地区当局”，就难免“坐井观天”之讥；因此台湾方面要坚持“反客为主”式的表述越来越困难。对于双方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争议，不仅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北京的定位表述，就是在台湾岛内，一讲到“中国”，多数人自然的反应也是指大陆。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台湾方面仍在宪法层次坚持“我大彼小”的表述方式，但在实际进程中却处处流露自己做为“小方”的不自信，其表现就是最强调“对等”，对任何可能从“大”变“小”的事情都极其敏感，如双方官员见面不称官职称先生，台湾就认为“那样就不如不见”。其实互称先生既没违反“对等”原则，也不意味“不尊重”。它涉及的只是一个感受问题，即让台湾方面有“变小了”的不舒服的感受。而大陆方面做为强大的一方，反倒没那么敏感，你视我为当局也好，称我领导人为“先生”也好，都任由你。反之，你若视我为“国家”，以正式官衔称呼我领导人，我反倒认为你想搞“两国论”。这样又形成两岸的各执一端：即台湾希望在“对等”的名义下走向“两府”，而大陆只能接受“大小不一的两府”，即笔者所谓的“１.６府”；台湾想要的是“推己及人”式或“推人及己”式的对等，而大陆则要坚持“反客为主”加“搁置争议”式的对等。
第三组矛盾，是“内”与“外”的矛盾。“内”是指两岸关系领域，由于双方法理都认为这属于一国范围内的事务，故以“内”代指；“外”则指国际领域。就台湾当局而言，其经济政策明显倚重大陆，但政治和安全战略明显倾向美国，台湾自己并不觉得这种经济上的“内联大陆”与政治、安全领域的“外靠美国”的战略有什么不好，但大陆当然不乐见台湾“外靠美国”，而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也可能反过来对两岸经济合作造成困扰。再就大陆方面而言，在“内”即两岸关系领域，可以搁置谁是中央，谁是国家的争议，北京也已经把对一中原则的表述，从“老三句”变为“新三句”。但到了“外”即国际领域，北京就必须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代表的立场，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台湾一切以“主权国家”为资格进行的活动。这种“内外有别”的战略，被台湾学者称为“两套版本”，一些“反中”倾向较强的学者更以两套版本中的“外版本”为证，指责“内版本”是假的。马英九为首的蓝营虽然对“两套版本”有某种理解，但内心无疑是希望大陆对“外”也调整其“一中”政策，最好能达到“不干预台湾对外交往”的程度。显然，台湾如此高的期待值是大陆无法满足的。因为大陆干预台湾的“外交”行为，是在未统一状态下对台湾行使主权的唯一体现。如果大陆不再这么做，无异于在国际领域“自废武功”，其后果是将出现与“两德”、“两韩”同样的“两中”局面，等于全面颠覆当前国际上已经形成的“一个中国”框架，这样的恶果北京怎么能接受？
以上三大矛盾，都是结构性的基本矛盾，除非统一，否则都无法彻底解决。不过在统一前的和平发展阶段，还是可以通过“求同存异”的方式使这些矛盾不致激化到破坏两岸和解合作的大局。对大陆而言，仅强调“同属一中”还不够，还必须承认“异”，即必须同意台湾方面对于一中原则有其自己的表述空间；而对台湾方面而言，仅要“异”即“各自表述”也不行，还必须在“异”中“求同”，即其表述必须能真正体现“一个中国”的意涵。马英九已经公开把“一”界定为“一国即中华民国”，把“二”界定为“两区”，同时也明确表示了“两岸关系不是两国关系”，近来更是通过吴伯雄先生表达了“两岸同属一中架构”的理念。可以说对大陆希望台湾多讲“一”（即“一中”）的要价已经做了善意回应！接下来大陆必须考量台湾方面对“二”的关切：对“主权”争议即谁为中央的部分，应以“各自表述，搁置争议”的方式模糊处理；但对“互不隶属”的部分，则应以某种表述承认之。
为了共同维护一中架构，双方都必须坚持 “不承认对方有主权”的原则，（必须强调说明：马英九先生提出“主权互不承认”的表述容易让人产生“两岸各有主权，但互相不承认”的误解；正确的解释是“只有一个主权，由我代表，所以不能承认在自己所主张之主权范围内还有另一个主权”，这样解释也符合马先生的原意 ）；为此双方高级官员——特别是能体现“主权”和“中央”地位的高级官员如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会晤时互相称先生也是无奈的选择。因为是“互称”，故大可不必以“不礼貌”、“以大欺小”视之。
既然“相互承认主权”不可能，那么所谓“就未统一前的两岸政治关系进行合情合理的安排”，就必然不可能仅仅由一方让步，或者说它绝不是所谓“大陆应当正视ROC在台湾的存在”的问题，而是必须双方共同调整，相互照顾对方的关切与偏好，双方都必须做出适度的妥协。双方都应该理解的是，如果死盯着ROC/PRC的政治符号，这个结可能永远解不开。要想写好诗，功夫在诗外，要跳出这个结才能解开这个结。笔者给大陆的建议是把这个问题分解成两个层次。首先是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中国台湾地区存在着一个不隶属于PRC的政府体系！在和平发展阶段，我们需要同这个政府体系建立某种形式的公权力合作。至于这个政府体系用什么符号，其现在奉行的文献（如中华民国宪法）有何价值？可根据对其的法理定位详加说明，但那是次一步再考虑的问题。
黄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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